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顾康生的“敌人”，是我国致死率第一、第三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和胃癌。

根据他的经验，大多数刚确诊为恶性肿瘤的病人都非常恐惧，不愿接受这一事实，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配合治疗的意愿不高，也听不进劝慰，这种绝望情绪，将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顾康生教授

为了帮助患者尽早适应抗癌持久战，顾康生教授治疗前会先充分了解病人病情，并根据病情不同分期和病人身体和心理状况，与患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他会给病人着重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癌症分期下的治疗策略——让患者科学、理性的认知病情，强调早期恶性肿瘤经过治疗预后较好，希望患者积极配合；另一个是同癌种病人经过治疗后所获得的长期生存现状——以给患者带来治疗信心和希望。

从事肿瘤临床工作近35年，顾康生教授认为和病人沟通也是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肿瘤科医生来说，要根据患者肿瘤阶段采取不同的沟通策略，也要和家属保持联系，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用医学提升患者的治疗期待和生存质量。”

“研究”对肿瘤科的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康生教授本科毕业于蚌埠医学院，最早涉足临床是在1987年读研期间。

他做了一项关于肿瘤的研究课题，对临床诊疗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发现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临床领域中，肿瘤学科都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想成为一名肿瘤科医生。”

这一选择在当时并不常见。顾康生教授介绍，由于肿瘤诊治水平较低，加上治疗尤其内科治疗的手段单一、药物稀少，且大部分进到肿瘤科的患者都是晚期，生存周期短、治疗效果差，这让大家普遍觉得“做肿瘤科医生没有成就感”，不太愿意到肿瘤内科工作。

刚入门时，顾康生进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工作，这是安徽省最早成立肿瘤专科的医院之一，虽然起初病床不多，但这段时间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癌种，打下了较坚实的肿瘤诊治临床基础，临床能力快速提升。

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紧跟国际最前沿的肿瘤治疗方式，科室在国内率先建立起生物治疗实验室，引入免疫疗法中的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治疗，并派其外出学习。“学成归来后我把包括LAK细胞、TIL细胞在内的细胞生物治疗引入科室中，在当时大大的提高了科室临床治疗水准。”

到了1993年，原卫生部组织专家对包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肿瘤内科生物治疗实验室在内的学科进行检查。

顾康生至今仍记得很清楚：“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并把我科实验室作为全国13家生物治疗基地科室之一，原安徽省卫生厅也下发文件，批准为省内唯一一家可以开展细胞治疗的科室，促进了学科发展。”

这段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临床科研”的意义。成为科主任后，顾康生教授提出“发展特色学科，大力提升临床科研”的理念，在临床药物试验、科研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持续发力。

顾康生教授

“整个药物临床研究过程对医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包括熟悉新药研究临床设计、研究病例并入组、管理、疗效评估等一系列内容，能够让我们科室队伍的临床业务能力和科研水平得到锻炼和提升。我一方面鼓励大家结合临床去做科研，另一方面还引进了优秀科研人才，以此带动学科的整体发展。”

顾康生教授介绍，目前学科现有5个病区，设置胸部肿瘤、腹部肿瘤、肿瘤微创诊治和肿瘤生物治疗4个亚专科病区，还有附属肿瘤细胞诊断室、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基地及肿瘤内科专科实验室。他们在院内先后组织和参与肝胆胰肿瘤、胃肠肿瘤、淋巴瘤、乳腺癌、肺癌和恶性黑色素瘤MDT多学科协作诊治团队，为患者提供规范、优质和个体化医疗服务。

从一个仅有几人的小科室开始做起，如今的安医大一附院肿瘤内科已经成为安徽省“十二五”临床重点专科（优先发展）和CFDA批准的安徽省规模最大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基地之一。肿瘤内科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已得到国内同行的肯定和认可，迄今已培养出上百名博士后、博士与硕士，其中很多人现在都已是领域内可以独当一面的专家。

与此同时，团队的学术成就和实力也不断彰显。仅2021年，顾康生教授带领的肿瘤内科团队发表了105篇学术论文，其中SCI文章49篇，影响因子超过10分的文章有10篇。科室还相继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第八届吴孟超医学青年基金奖和第十六届安徽青年科技奖1项等众多奖项。

顾康生教授团队项目“胃癌铂类药物疗效预测标志物筛选、治疗方案优化及临床应用”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拓宽胃癌的治疗边界

今年2月，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版中国癌症报告《2016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由于癌症数据统计通常会延迟3到5年，这也是我国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数据。

报告共纳入487个癌症登记处的数据，覆盖约3.8亿人。结果显示，我国每分钟有超过8个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分钟有超过5个人因癌症逝世。

在顾康生教授看来，对于癌症，无论是社会认知、发病机制，还是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近三十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胃癌为例，报告显示，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排在第三位，分别为39.7万和28.9万人。他还解读称，“从已有的信息看，我们国家35岁以下的年轻人患胃癌的几率还不是很高，主要集中在45岁到60岁年龄段，没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从2000年到2016年，高发而预后较差的胃癌，死亡率其实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但发病人数多了起来。

其中收治的大多数胃癌患者，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由于早期胃癌起源于黏膜层，癌灶表浅，很少影响到消化功能，所以很少出现症状，偶尔有腹胀、胃痛等症状，患者会单纯地认为就是胃炎、消化不良等，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他分析，这也与对早期诊断所采用胃镜检查有抵触心理有关。认为胃镜检查很痛苦，难以接受，实际上，目前胃镜检查已发生改变，尤其是无痛胃镜的广泛应用，使胃镜检查不再是痛苦的事。

如果能及早发现，通过手术，90%以上一期胃癌都能获得治愈。随着越来越多的致癌因素被发现，如高盐腌制和富含亚硝胺的食物、幽门螺杆菌、癌前病变等，针对这些危险因素予以关注和避免，并积极的干预，胃癌可以做到很好预防；在诊断领域，无痛胃镜成为主流，患者得以通过早期筛查，治疗可尽早介入。

MDT团队进行临床讨论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治疗领域。“以前胃癌肿瘤内科治疗只有化疗，且可用的化疗药物数量有限，疗效不高，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药物加入后，临床可以根据癌症不同分期采取个性化治疗，II期、III期患者采取围手术期综合治疗，疗效发生了很大改善。”

但对于晚期胃癌，医学能做的依然有限，一组最直观的数字是，晚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不到10%，顾康生教授认为，目前胃癌的临床治疗水平尽管已有进展，但还需要研发出更多的靶向药物和免疫制剂。

为此，“我们目前仍在探索胃癌联合优化治疗方案，寻找更多且可用于临床的免疫治疗预测标志物，在术后辅助中探索延迟复发的新方案。”

作为安徽省最大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基地，他带领科室积极参与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迄今已承担国际多中心临床药物研究超过30项，国内多中心临床药物研究100多项，所完成项目的质量获得CFDA肯定。

成为一名优秀的肿瘤科医生

在顾康生眼里，当好一名肿瘤内科医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要在基础知识、研究能力、专业英语等方面具备优势。

“肿瘤是一个综合学科，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比如需具有内科中的心血管、消化、肾脏、呼吸、感染等学科功底，还有扎实的影像专业知识，所以要在掌握基本功的前提下，具备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和处治技能；其次，外语也很重要，可以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中学习到肿瘤前沿讯息，还要有很强的临床研究能力。”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团队

今年是顾康生教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的第35年，他不仅要时刻专注于科室发展和提升诊疗能力，更多时候，也在思考和关注如何照顾病人及家属情绪。

“癌症病程长，病死率高，治愈难度大，人们难免心生恐惧，患者在知道癌症降临前，很少有人会做好准备，慌乱、迷茫、崩溃等其实是正常表现，这时候就需要有专业人员站出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他把医患沟通当成学问，并细分为了几个阶段。“如果是诊断初期，我不会直截了当说就是肿瘤，而是委婉表达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些问题，还要进一步明确，目的是让患者配合。”

一旦明确诊断后，顾康生教授会根据不同分期给予建议。“早期病人预后好，给予专业的医学治疗策略就可以，如果是晚期患者，我一般谈话比较含蓄，比如告诉患者我们有一些治疗措施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再举一些经过治疗后成功的病例，患者看到效果不错就有信心了。”

而和家属沟通时，顾康生教授用“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来概括，不仅要把病情进展、可能出现的后果、预后效果如实告诉家属，也会劝家属结合自身经济条件，选择最适合的药物。

虽然已年近60岁，但顾康生教授依旧停不下来。周一、周二和周五，他需要赶到医院的各个院区出诊，其余时间开展病区查房、会诊、学术研讨会等各种事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顾康生教授团队与研究生

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室还承担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肿瘤学》课程带教，国际学院的《肿瘤学》的外语带教、考核及外国留学生进入临床实习的带教工作，并参与人卫出版社组织编写的英文版教材。

每年，从他所在的肿瘤学教研室毕业的博士、硕士就有20多人，还要接收来自省内其它医院的进修生，并通过举办安徽省肿瘤内科大会、安医肿瘤论坛、临床肿瘤学新进展研讨班、肿瘤内科住院医师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培养肿瘤专业人才。

“我非常鼓励有志于在肿瘤领域发展的年轻人继续深造下去，通过临床、科研等多方面不断提升综合能力。”他告诉“医学界”，这不仅是为了学科发展，也关乎癌症患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