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了。这是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在受精卵时期，通过基因编辑手术，对她们的一个基因进行修改，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病毒。

自从人类科学进步到基因领域，就拥有了造物主的能力。对于这样创造或者毁灭一个物种的能力，人类应当保持谦卑的态度，小心翼翼进行探索。面对未知的世界，我们的已知总是远远小于未知。我们自以为能够掌握某种科学技术来改变世界，却常常被随之而来的后果打脸。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泰纳指出，技术具有极大的“报复效应”。报复效应与副作用不是一回事，比如抑郁症可以通过抗抑郁药得到缓解，但服药之后容易引起腹泻，这是副作用。但患者一旦开始服用抗抑郁药，有可能加重药物依赖，反而更加抑郁，这就是报复效应。为了灭杀美洲火蚁，美国政府曾经在东南部地区大量喷洒DDT等剧毒农药，30年过去了，美国人惊讶地发现，DDT消灭了火蚁的天敌，火蚁却更加茁壮了。

更著名的是抗菌素的发明，曾经一度让人们乐观认为由细菌引起的疾病将会彻底消灭。但是，大量抗菌素的使用，使得细菌发生了急剧的进化，抗药性空前提高，人类不仅要承受用量更大、副作用更大的后果，还要面对一波又一波“超级细菌”的进攻。这就是技术的“报复效应”。这就像往墙上打乒乓球，人类往自然界打一个球，很快就会被反弹回来。能不能接得住，是个问题。

这种后果是不得不防备的，尤其是当能够改变物种生存状态的技术，应用于人类自身的时候。作为基因编辑技术的领先国家，美国尚没有将其批准可以用于人体试验。这里面的伦理学和社会学问题，已经足以令人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外国科学家尚在讨论是否可以将经过基因改造的动物放归野生环境的时候，中国却已经在世界上率先开展基因技术的人体试验，并且在贺教授的手里，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人种”，一种所谓的“免疫艾滋病”的人种，这里面的风险有没有认真考虑过？

免疫艾滋病，看上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可以免疫艾滋病，就可以免疫其他疾病，甚至可以用来干点别的。且不论爱德华·泰纳的“报复效应”说，一旦这样的技术不受限制地展开，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效应？花几十万上名校很难，但花几十万可以改变基因，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在现行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努力将被基因取代，有钱人通过改变后代的基因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场景并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从伦理学和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这两个孩子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基因改造的，他们作为试管婴儿，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相关操作，虽然应该保护个人隐私，但也需要贺教授予以说明，其来历是否符合法律、符合伦理道德。我个人认为，即使一切都符合监管要求，对这两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这是两个被创造出来的生命，贺教授有没有想好应该怎样对她们的一生负责任？

这还仅仅是人体基因编辑带来的若干可能性场景中的一个而已，即使完全不考虑社会效应和伦理效应，就纯生理学来考虑，被改变的基因是会被继承的，若干年之后，若干代之后，被改变的基因会给人类基因带来怎样的挑战？人类正在小心翼翼推动基因技术的进步，连野生动物的基因改变都不敢随意为之，生怕一不小心就带来物种的灭绝，何况人类自身？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展人体试验，治疗不治之症，与通过基因技术创造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面对无穷的未知世界，人类应当保持谦恭的态度。而对于基因技术的监管，类似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技术已经跑在了监管的前面，有关部门必须出来表态，模糊不得，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