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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一专家:性侵儿童案带给受害者的伤害,往往伴随一生
发布时间:2019-07-08 06:00:00 星期一   钱江晚报

浙江在线-钱江晚报7月5日讯在新城控股事件中,警方简单的通报中,令人发指的情节挑战着公众心理承受底线。

但这并不是孤例,每一起性侵儿童案背后,都是一个残酷而真实的故事。

受害者从此与噩梦相随的苦痛,往往会伴随一生。

由于诸多因素,性侵儿童案件被公开的是少数,有很多受害者选择的是沉默和隐忍,她们最终能否走出来,是个未知数。

“10岁时,我被亲生父亲强奸了!”

“她在我这求诊10多年,我看着她从30多岁到40多岁,如何一路与心魔抗争。”浙大一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杭州心悦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许毅一直记得一个场景。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午,许毅医生的专家门诊走进来当天上午的最后一个病人,她一抬头,是位“老朋友”,已经在他门诊看了两年多的一名30多岁的女性。

“她最初来求诊是因为晚上老做噩梦,浑身说不清地不舒服,有的时候很不开心,情绪抑郁。两年多来,我用了各种方法对她进行治疗,但效果不好,我感觉她背后应该有更深的心理因素。”

因为是最后一位,又近中午,周边人少,环境还算安静,我就对她说:“如果你信任我,能不能坦诚告诉我,你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听完许毅医生的话,接下来的一幕是这样的——

那位女子沉默下来,然后突然嚎啕大哭,哭诉中传出的信息,震惊了许毅:“10岁时,我被亲生父亲强奸了!”

已经30多岁的成年人自然知道强奸是什么意思。

公开资料显示,在有关儿童性侵案的数据统计中,熟人作案占比一直比较高,而亲属尤其多,并且这种情况更隐蔽,外人难以发觉。“我谁也不敢告诉,至今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你这里两年多了,每一次你的态度都那么好,我信任你,今天终于说出来了!这是折磨我几十年的噩梦了!”作为一名心理专家,那一刻许毅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位女患者的表述每次都那么含糊而欲言又止。

为人妻为人母,都无法减轻痛苦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她陆续说出了自己这些年的种种挣扎。

无助的害怕中,觉得早点出嫁是最好的摆脱。因此20岁出头的她就结婚了,找了个比自己大七八岁的老公。老公对她挺好,也很体贴,但她走不出自己的噩梦,对夫妻生活比较排斥,她说那一刻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父亲。

成家的她还要经常回娘家,看自己的妈妈。她说,由于没有人知道父亲对她的所作所为,所以作为一个女儿她怎么可能不回家。然而回去一次就会勾起一次痛苦的回忆,所以多年来她失眠严重,不得不到处求医。

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身为人母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反而当发现自己的身边都是男人时,她更恐惧了。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作为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被性侵过的人,那种害怕到自己选择性遗忘当时的场景的心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父亲去世,她的情况终于逐渐好转

自从知道这位女子的噩梦根源,许毅医生开始针对性的心理治疗,但这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从高剂量的药物控制到慢慢减少到摆脱药物,长达十年。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大概是五年前的一天吧,她来到我这里,说:‘许主任,我父亲去世了’,当时说这句话时她是冷漠的,我感觉到她似乎解脱了。”许毅说,虽然不太应该,但那一刻他的确为那位女患者高兴。后来再经过约两年多时间的治疗,这位女子的情况逐渐好转。“接受我的心理治疗十年间,她从30来岁跨越到40来岁,抑郁失眠等各种症状都在好转,也完全摆脱了药物治疗。然而让她真正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的原因,还是那个事件的根源,没了。”

对话未成年人性侵案援助律师:  家长半夜问:自己报警是不是错了

新城控股的事件令人发指,一个身家数百亿,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常以扶贫济困的爱心企业家形象亮相的成功人士,去伤害一个9岁女童,无论如何都遮掩不过去。

“根据目前报道中描述的受害人情况,定‘猥亵’我觉得不太合适。”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冰燕已经做了四年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师,她说因为受害人只有9岁,从法律定义上属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女性,只要发生生殖器官接触,涉嫌的罪名就应该定为强奸罪。

“怎样认定强奸既遂,成年受害者和未成年受害者,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法律上对儿童受害者,适用的是‘接触说’,即只要生殖器官发生接触,即算既遂。”

猥亵罪量刑较轻,但强奸则属于重罪。“虽然具体情况警方尚未通报,但从现有报道来看,犯罪行为已造成女童阴道撕裂,身体损伤较为严重,应该认定其属于犯罪情节恶劣。”

家长往往后悔报警

身体上的伤痕或许会很快消失,心理的阴影却会持久不散。“我接触到的受害人家长都说,对于要不要报警他们往往很犹豫。”徐冰燕说,也有家长事后后悔报警的,因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他们往往还要承受更多压力。“一般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举证、立案,都很困难。因为受害人年纪小,要清晰口述案情就很难,孩子年纪小,哪里懂得保存证据。在笔录过程中,警方会多次询问受害人,有些情况还要多次进行身体鉴定,都会让受害人不得不反复回忆受侵害的过程,如果办案人员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再次伤害。”

有时徐冰燕会在深夜接到他们的电话,有人会反复问她,自己(报警)是不是错了;也有人不谈案子,只是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有人请她帮忙,给受害人转学……因为除了跟他们一起保守“秘密”的人,他们不愿也无法向其他人求助。“我们会聊起孩子的近况,但我不会主动再提起案子,他们更不愿意回忆,大家都希望事情赶快过去。”

建议立法加大违法犯罪成本

做了四年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师,不久前徐冰燕刚以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身份接手一起类似案件,受害人是一位8岁女童。“坦白说,我很挣扎,一方面是职业身份不允许我拒绝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援助案件,另一方面,个人情感又不接受我为这样的人辩护。”作为一名女孩的母亲,只要想到身边可能生活着这样随时会对孩子伸出魔爪的人,她就忐忑。

这种不安不是无原因的。“就在我附近的一个街道,有猥亵儿童罪罪犯刑满释放了,还是回原居住地生活。这类情况公安部门是有登记的,也会重点关注,但在社区层面不会公开其信息”,让徐冰燕担心的是,此类罪犯的重复犯案率很高,防不胜防。

加大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本,是很多律师的共识,徐冰燕也是其中之一。她还建议通过立法,对多次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向社会公开其信息。


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    编辑:邹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