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所呈现的问题不再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青少年抑郁”折射出的高比例、高发率、高风险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社会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少年抑郁症？又该如何正确看待青少年抑郁症？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今天，突然觉得有点孤独，从心里散发的……”“我未想到接下来的每一步该如何明确地走，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我，想去死，有那么一瞬间，但这个想法也有的。”

2019年2月21日下午6点左右，河南省鹤壁市初三女生姬智慧从学校三楼洗手间纵身跳下，被送往医院抢救34天后不幸离世。这是女孩生前的日记，一字一句，其内心的恐惧、挣扎和焦虑在她的日记本里才可窥见，连父母都恍然惊觉，平日在他们眼中阳光、乖巧的孩子，原来一直承受着如此痛苦隐秘的煎熬。姬智慧在校成绩优良，在没有任何迹象、冲突、强压的情况下，她猝然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不解。

近年来，青少年因抑郁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令人痛心。青少年抑郁症所呈现的问题不再是冰山一角，其折射出高比例、高发率、高风险的心理健康问题，正在以沉痛的方式考问社会。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青年群体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的调研发现，近三成青年有抑郁风险，近一成有抑郁高风险。其中有数据显示，14~18岁年龄组有7.7%存在抑郁高风险，19~22岁年龄组有7.4%存在抑郁高风险。根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调查，我国10%～15%的儿童存在焦虑 、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卫生问题，而在留守儿童群体内，这一比例甚至高达30%，但就诊率却不到三分之一。

中学生的重度焦虑比例最高

留守儿童正处于心理塑型期，但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长期得不到积极、健康的家庭教育引导，其心理问题无法及时排解疏导，容易在价值观、自我认知上产生偏离，走向极端。

安徽省巢湖市夏阁镇中心小学教务处主任杨庆庆认为，在乡镇学校中，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是最大的，“我们在教学中发现，一些留守儿童不与人接触、排斥集体活动、情绪失控、性格缺陷问题凸显。”她表示，等到老师们发现这些状况时，孩子的心理问题早已不是浅表性的了，外在行为出现了明显异常。

升学压力有增无减。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调查中，相对于大学生和在职青年，中学生的重度焦虑比例最高（5.5%），其中学业压力是引发焦虑的主要因素（88.7%），其次是人际关系（27.5%）和知识危机（27.2%）。

随着城市教育经济条件的不断向好，家庭教育中，家长们愈发重视教育资源的“堆砌和比拼”，义务教育阶段以后，能否顺利完成中考和高考，仍被视为整个教育实践的“终极目标”。杨庆庆认为，相比乡镇一级的孩子，城市孩子在自信心、自尊心、自我价值认同上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渴望，升学压力慢慢演变为一种长期的心理压力。“许多初三、高三冲刺班的学生，主动要求进行更多的课外辅导，每天熬夜至晚上十二点、一点的人不在少数。”

“深度社恐”带来心理问题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显示，我国17 岁以下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武汉大学研学实践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易红认为，单一维度的竞争环境，单一的评价标准对青少年心理压力的释放形成了“围困”，“郁结于心，就是指当下年龄阶段孩子应有的好奇心、探索心、青春快乐感无处释放，每天埋头于枯燥紧张的学习高压和竞争环境中，压力内化为心结。”

社交媒体带来了青少年人际关系的“新危机”。近期，美国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称，社交媒体以及由此引发的睡眠短缺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重度抑郁、自杀倾向，专家建议最好要限制孩子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

长期沉迷于游戏、社交平台、短视频软件的孩子，失去了基本的亲情、友情亲密关系维系和修复能力。有低龄网友称，“虚拟世界中越是狂欢，下线后越是落寞。”易红表示：“学生阶段，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就是一起玩耍、合作、互动，以此培养感情及默契。这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必要进程。”但现实状况是，社交软件占用了孩子大量的空余时间，他们没有朋友，只有陌生的连接，没有倾诉对象，只能压抑焦虑。“深度社恐”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表现形式，加速了互联网时代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

正视孩子的心理健康

实际上，当孩子处于抑郁、焦虑、烦躁等不安情绪时，许多家长的反应是忽视和逃避，而不是沟通和关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天保村小学教师周凤兰说：“比如留守儿童本身就缺乏父母陪伴关爱，往往是老师最先发现问题，再联系家长，家长从能力和精力上也难以去做全面的防治工作。二是家长们普遍没有足够的警醒意识和健康认知，把心理疾病看作是孩子在‘闹情绪’，认为自然而然就好了，不用过于紧张。”

而学生在患有心理疾病后，主动寻求家长和老师帮助的情况则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学生会主动意识到疾病的发生，即使感觉到情绪的失控，也往往采取刻意压抑、隐瞒、对抗的方式。”周凤兰说。

从学校角度而言，心理健康教育和测评体系仍无法全视和准确预警青少年心理健康潜在风险。易红介绍，青少年心理测评体系中有各种各样的测评问卷，但大部分问卷不够权威，较为主流的测评方法源自美国、德国等心理学科发展较早的国家。“但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教育环境、家庭情况区别较大，其问卷的效度、精度也打了折扣。”

教育专家与一线教师们普遍认为，学校现行的心理健康干预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心理健康课程和专业老师已经配备到位，但专业的心理医生，预防和治疗机制还未及时进驻。每年定期对老师的远程心理教育培训是否起到实质性作用？因缺乏相关的反馈评价考核，仍要打上问号。“学校往往是配角，一旦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最常见的做法就是通知家长，让家长自行处理或建议进行医院治疗。”易红说。

易红呼吁家长们正视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要学会判断、鉴定心理疾病，密切关注孩子的思想情绪变化，遇到病理性症状有足够应变能力。其次要摆正心态，不能认为孩子接受心理辅导是件“不光彩的事”。

心理辅导是长期、渐进的过程，即使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家长们也要积极主动配合老师和医生，应站在朋友的角度与孩子一起面对，一起处理，一起在培育健康心理的道路上学习成长。